歌手刘欢在《得民心者得天下》中唱道：“数英雄，论成败，古今谁能说明白九鼎，千秋功罪任评说，海雨天风独往来，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，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。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，终不悔九死落尘埃。
轻生死，重兴衰，百年一梦多慷慨，九州方圆在民心，斩断情丝不萦怀，谁不想国家昌盛民安乐，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，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看江山由谁来主宰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看江山由谁来主宰。”
看到此处，不由得触发一种历史的触痛感和世事的沧桑感。距今360多年的1644年，华夏神州正上演着王朝更迭的悲喜剧。崇祯皇帝的上吊自杀，标志大明王朝的终结，李自成匆匆忙忙地进京又离京，满清铁骑的大举入关，正热闹非凡地上演着一出出历史闹剧。
李自成这位尚未摆脱小农意识的领导者，经过16年浴血奋战，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。不想，过多了贫苦日子的农民兄弟却急于享受，贪图安逸，结果仅仅享了短短43天的福就被驱逐出了京城。
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快完蛋，大明朝之所以这么快就完蛋，历史上形成的共识就是失去了民心。没有了支柱的大厦，自然无法避免倾覆，正所谓“得民心者得天下九鼎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。
具体来看，失民心失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作风上、组织上，如果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，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挽回颓败的局面呢？
如果一个国家、一个集体乃至一个领导九鼎，其政治路线与重大方针政策出现了方向性错误，即使能苟且维持下来，只怕也只会是苟延残喘，倾覆只是迟早的事，因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。
崇祯帝上台之后，几乎连年闹灾荒，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这位皇帝老爷和他的各级官员，没有把救灾保民放在首位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。同样，李自成进京后，不思进取的这帮穷弟兄竟然将头等大事抛诸脑后，却忙于搞登基大典和物质享受。老百姓看在眼里，旧政权刚垮台，你新政权也不过如此，谁还支持你？人心思变就不难理解了。
如果说政治上失去民心，人心思变的话，那么经济上失去民心，就会导致人心慌乱，直至天下大乱。俗话说，“手中无粮，心里发慌”。民以食为天，没有吃的，老百姓无法活命，自然会铤而走险，为匪为盗，从而人心慌乱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同样，李自成形如“流寇”，只晓得破坏，从不搞建设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民不聊生，妻儿老小啼饥号寒，谁能跟你去卖命？
此外，晚明时各级官吏衙门的贪虐腐败也是导致明王朝倾覆的直接原因。对此，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整顿治理的措施，种种问题只能愈演愈烈。百姓怨声载道，腐败者依然故我。所以，李自成农民军才所向披靡，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。不过，如此之快的成功也麻醉了李自成和他的队伍进了北京以后，李自成便住进了皇宫，丞相牛金星忙乎的是筹备登基大典，庞大的军队都在京城里享乐。如此作风，百姓如何能满意？短短几十天，百姓态度便转了个180度的大弯，由欢迎迅速转变为怨恨和厌恶，难怪百姓坐视大顺王朝灭亡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毛泽东看样子深谙其中道理，得了民心，自然得了天下。
20世纪的中国，发生了两件对中华民族和人类世界具有至深且巨的大事，那就是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。
国民党1912年成立，1949年12月退守台湾孤岛“落草为寇”。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，而且败的如此之快、如此之惨？这是一个令人关注且历久弥新的大问题，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，都未能减少人们对它的兴趣。其个中原因少不了就是民心问题，即失去了民心就是导致国民党溃败的根本原因。
孟子曰：“得道者多助九鼎，失道者寡助。”中华五千年历史上，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这一周期律的支配，其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王朝兴衰的不是“天数”，亦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，而是广大人民的意愿。
由此可知，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，才是历史的规律，民心主宰着王朝的兴替。任何一个政府，要想提高自己对社会的适应能力，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就必须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，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。
对于“得民心”与“得天下”的关系，以及如何“得民心”，孟子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”
纵览古往今来，中国取得最高权力而“得民心”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：
第一种是禅让，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。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，尧在帝位，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，咨询各部落首领，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。舜经过各种考验后，代行天子职责，尧死后正式即位；舜在挑选接班人时，也照样咨询众人，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，舜死禹即位；禹在位时，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，皋陶死，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。关于尧、舜、禹禅让的故事，先秦典籍多有记载，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，特别是儒家，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。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，体现了原始民主，并不成熟。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，如果算有“天下”的话，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。
第二种是用武力夺取政权。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，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，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，所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后世也有以“禅让”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，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，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。以武力夺取政权，古代叫做“以马上得天下”，现代则叫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这种方式“得天下”，是否就“得民心”呢？一般而论，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，往往是比较“得民心”的。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、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，刘秀在绿林、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、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、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。这个时候，“民心”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“箪食壶浆，以迎王师”，作为回报，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“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”的时期。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，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，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，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。如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交替，前后170个年头；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小朝廷，先后不过54个年头，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，充满血腥，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第三种是世袭。封建帝王，父死子继，或兄终弟及，靠的是血缘关系。不过，这与“民心”关系不大，与广大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。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，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，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，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。但其弊端非常明显，任人唯亲，选择范围狭窄，偶然性强，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。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、昏君、庸君，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、隋炀帝杨广、宋徽宗赵佶等。有的简直是糊涂虫、白痴，如蜀汉后主刘禅、西晋惠帝司马衷等。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，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，反变得麻木不仁，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，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，“民心”只是在这个时候以“民怨”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但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无可厚非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但并不意味着得天下就能得民心。
清军入关，建立清朝时估计根本没有什么民心可言的。相反，由于不得民心，所以才有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所以才有“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”。虽然当时明朝腐朽至极，但把天下“让”给满夷，根本也不是什么民意所向。就民心而言，老百姓估计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朝的天下，也不愿被异族所统治，因为那对于时人来说，意味着真正的亡国之恨。
按照“得天下得民心”的逻辑，坐天下的应该得到民心。因为掌握了国家机器，具备引导舆论的资源，有谁不服，拉出去砍头就是。其实，民心与舆论是两回事，与史书的记载更是两回事。如果当政者若以为得天下者就可以得民心，得了天下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至于为什么统治者没得民心而得了天下，也能维持下去，这只能说明：一是得民心者用仁政统治，失民心者用暴政统治；二是失民心者也可能维持统治，只是倾覆的时间早晚问题。
1917年，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：“欲动天下者，当动天下之心，而不徒在显见之迹。动其心者，当具有大本大源。”
在解放军创建之初，为了让这支红色军队具有战斗力，能够生存与发展，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向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，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，要为工农群众打仗。1945年，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，对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则做了系统的概括，他说：“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，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。”
正是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，红军在长征途中，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。即使部队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，战士们不得已到地里掰包谷吃，每掰一个，也要在包谷株的枝丫上卡一枚铜板，所以，红军得到了人民真心的拥护与支持。
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。国家是如此，军队是如此，企业是如此，个人也是如此，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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